在有的学者看来，我国的基础设施存量还是不够的，因此，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超越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会加剧基础设施的低效利用，更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诱发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http://www.lslszz.com/ch/NewsView.asp?ID=213

　　据林盛球墨铸铁悉，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两种资本之间应该存在一个最优配比：在这个最优配比上，再增加一块钱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再增加一块钱的生产设施投资对GDP的贡献应该是一样的。

　　为什么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在地区间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差异呢？

　　1997年之前，我国几乎所有的省份都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这一点其实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由于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政府财力相对不足，难以对基础设施展开大规模投资，导致基础设施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1998年后中央政府主导并敦促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在我国大部分省份逐渐将这个瓶颈打破了。然而，2000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新政策，加大西部省份的基础设施投资成为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因为，自2001年起，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在全国的比例一直高于其GDP在全国的比例，而且这一比例持续升高，这反映出国家在开发西部地区过程中，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对其采取了明显的倾斜政策；但是，西部地区生产设施的投资在全国的比例却一直低于其GDP在全国的比例，这意味着，政府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产生对生产性资本显著的“挤入”效应。

　　为什么理论上存在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性投资的“挤入”效应，现实中在我国的西部地区却并没有显现出来呢？不少经济学家指出，体制僵化、市场化程度低，营商环境不佳等导致西部地区民间的创业创新活动不足，应该是这个“挤入”效应不明显的重要原因。http://www.lslszz.com/ch/NewsView.asp?ID=213

　　据林盛球墨铸铁了解，一个完全相反的情形是，一些东部和中部省份却表现出了基础设施相对不足的情况，其中山东、江苏、辽宁、吉林、安徽、河北和河南的表现比较突出。换句话说，对于这些省份而言，面对私人投资快速成长的局面，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提供方面存在不足，甚至可以说是严重滞后问题。其他东中部省份的基础设施资本和生产性资本保持了大体合理的比例。